一、写作背景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是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理论体系中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写于1901年底至1902年初，同年3月出版。这本书着重探讨了如何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为列宁创建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建设成一个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俄国国内革命形势和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国内经济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俄国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工人阶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独立领导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
19世纪80年代起，马思主义传人俄国，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传播革命理论，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各地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为在俄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但是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大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各个地方机关、地方委员会、团体、小组仍然没有统一的领导，处于思想混乱、政治动摇、组织涣散的状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面临着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
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他们借口时代的变化，攻击马克思主义是“过时”、“僵化”的教条，全面篡改、修正马克思主义，提出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改良”党。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对各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共同纲领和目标，同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作斗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各国工人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任务。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就是经济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大以后，经济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占据优势，他们在党内鼓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为党内的组织涣散、思想混乱作辩护，否定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列宁认为必须同经济派进行论战并划清界限。这就必须把党建立在以科学的理论做行动指南的坚实思想基础之上；必须着手进行建党的实际工作，以结束俄国党内的混乱状态，有力地领导俄国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在1898年一大以后至1903年党的二大召开之前，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同经济派进行了不调和的原则斗争。
(三)《怎么办?》是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同经济派进行斗争的总结和列宁建党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俄国工农革命运动形势的高涨，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俄国工人阶级是只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还是把经济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反对专制、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一个部分?即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是搞工联主义的政治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第二，俄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信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什么?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究竟是做工人运动的“后卫队”，还是当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不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坚强的革命政党?
这三个问题说到底，就是在俄国工农革命运动中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怎么办”，这正是列宁与经济派斗争的焦点问题。
经济派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要按照“阻力最小的路线”来进行，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是工人阶级运动发展“最合事物逻辑的进程”，“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党“那种夺取政权的意图，就会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各种各样的权利)。”他们还认为，“俄国工人运动还处于原始状态中”，“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知识“对执行这些渺小的实际任务也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1]
为了批驳经济派的观点，澄清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混乱思想，与经济派划清界限，列宁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的纲领》、《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等一系列文章，阐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坚持的原则和方向。最后，列宁又在《怎么办?》一书中回顾、总结了同经济派的斗争，分析了同经济派的原则分歧，进一步从理论上、思想认识上揭露了经济派产生的总根源，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主要思想观点。
二、内容讲解
《怎么办?》是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为了系统地“解释”自己的思想而写作的。全书由一篇序言、一篇结语和五章正文组成。在序言中列宁说明了写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对全书逻辑结构的安排，这是掌握全书的基本思想提供了基本线索。在结语中，列宁回顾了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将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列宁指出了在第三个时期中经济派对整个俄国革命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与危害。列宁最后点明全书的写作宗旨：“结束第三个时期”，把革命运动推进到第四个时期。“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渡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2]
按照列宁在书中的序言部分所作的逻辑安排，全书的基本结构分为层层递进的三个层次：首先，批驳经济派的理论依据和揭露经济派的思想根源。在批驳和揭露中阐明建党的思想基础和建党的最根本原理，即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最一般规律(第一章和第二章)。其次，考察和批驳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在政治任务和组织问题上的表现(第三章、第四章)。最后，列宁提出了着手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际工作计划。
全书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集中阐明理论对党的意义，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行动指南
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和贬低理论的指导作用。列宁通过对经济派鼓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歪曲、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揭露和批判，从三个方面阐明了科学理论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
(1)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针对几个方面的情况而言的。首先，是针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打着“批评自由”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欧洲一些国家工人运动向右转向改良主义，丧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本性质这一情况而提出的。列宁指出，在理论上背弃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动中就会由革命转向改良。[3]其次，揭露经济派为“最坏的伯恩斯坦主义”辩护，指出修正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在俄国即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不合法的经济派”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借口“批评自由”的实质，是在思想上腐蚀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在实践上把工人运动变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尾巴，而丧失工人运动的革命性和独立性。再次，是针对党内理论水平下降的状况而提出。列宁指出，凡是稍微了解俄国运动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下降。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党本应该加强理论武装，但经济派的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却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来竭力贬低理论指导的意义。列宁指出，在理论混乱的时代引用这句话，就好比别人送葬时你高叫“恭喜恭喜”一样。最后，总结以上三种情况，列宁用一句话强调理论指导的极端重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党内一些人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一思想。
(2)只有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特别指出，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三种情况的存在，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一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正处于刚诞生的幼年时期，刚刚确定自己的面貌，在思想上对其他各种危险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却相当活跃，对党有着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在将来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列宁说，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着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二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要吸收和借鉴别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也必须有革命理论作指导。对别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这需要有极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肩负的是开创性的革命任务：推翻专制制度，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灭剥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合并为一，是欧洲国家工人阶级政党所不曾肩负过的。而为了完成推翻沙皇专制大规模任务，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曾经历尽艰辛地寻求革命理论的指导。这种寻求革命理论指导的艰难历程，本身就说明了理论对革命党人的极端重要意义。
(3)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三种斗争形式的统一，理论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党人始终走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前列的根本保证。
列宁首先指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形式并列的还有理论斗争。其次，列宁摘引了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的阐述来进一步说明这一思想。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德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走在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前列，就在于他们有两大优点：一是德国整个民族所具有的理论修养，使得德国工人阶级具有深厚的理论感，使得德国工人运动没有发生欧洲其他国家工人运动中的那些缓慢、混乱和动摇；二是德国工人阶级尽管参加工人运动较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晚，但由于他们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能很好地利用英国、法国等国家工人运动的经验，而避免重犯英、法工人阶级在当时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以上两个优点使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迅速。自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理论、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展开并相互配合，相互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对资本主义“向心的攻击”。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德国工人阶级能否继续走在工人运动的前列，取决于党的领袖能否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并认真地研究理论，把革命理论传播到工人阶级中去，用理论武装工人群众。列宁在引述、分析了恩格斯的论述后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更严重无比的考验，俄国无产阶级所肩负的革命任务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重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俄国党人也会走在革命前列而享有光荣的称号。
(二)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党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列宁在书中提出了“灌输”思想，强调要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并从五个方面深入阐述了这一思想。
(1)工人运动的高涨，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增强自觉性，领导运动前进，而不是崇拜自发性，做群众运动的尾巴。列宁指出，当时的情况谁都不怀疑的一点是：现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们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群众自发高潮越增长，运动越扩大，对社会民主党在理论、政治、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出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2)经济派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经济派反对对工人运动进行自觉的思想、政治、组织领导，他们为了替自己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列宁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3)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列宁回顾与比较了俄国19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的工人运动，指出相对于70年代，90年代的俄国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毕竟还是纯粹自发性的运动。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单靠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创立的。党的任务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4)列宁在阐述“灌输”思想时，引用了考茨基的一段原话。卡·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但是，这两者是并列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产生于工人反抗资本的压迫与剥削关系，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列宁认为这段话十分重要而正确。科学的代表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里是指出身于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学说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列宁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识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5)是否坚持灌输论，是两种思想体系的严重斗争。在引用卡·考茨基的话结束后，列宁紧接着指出，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4]列宁揭露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要反对自发性，把工人运动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列宁强调，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斗争的任务十分艰巨，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他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5]
为了进一步说清楚这个问题，列宁特别在书中加上附注，以澄清某些糊涂观念。列宁指出：“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可是《工人事业》杂志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
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6]
(三)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党必须把工人阶级的斗争上升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怎么办?》一书的第三章对此问题作了集中阐述。这一章分析了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工联主义政治的根本区别，批判了经济派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观点，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任务和策略。
列宁指出，经济斗争还只是属于工人的自发性斗争，这种自发具有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可能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开端和组成部分，能够把工联主义的政治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另一种趋势是，如果不恰当地夸大经济斗争的意义，并把它当作唯一的任务，反对政治斗争，就必然走上工联主义的道路。
列宁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工联主义政治的根本区别：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主张革命斗争，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治。工联主义的政治，则是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抛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治。
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一些代表性观点，指出经济派在理论上狂妄无知，他们任意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而又对实际斗争中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能给予理论上的说明。经济派把工人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就会像阿克雪里罗得[7]几年前讲的那样：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而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
列宁阐述了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党应当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指明，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是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活动中绝对必要和极其迫切需要的任务。”[8]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9]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我们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
列宁强调，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又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我们应当负责组织这种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全面的政治斗争，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他们善于领导这种全面斗争的一切表现……。列宁强调，党要成为先锋队而不是后卫队。
(四)党是一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要从创办全俄政治报入手，进行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
列宁在第四章中集中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任务，特别是阐明了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思想。列宁在这一章分析了手工业方式的特点和危害，指出手工业方式是经济主义理论在组织上的表现。列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观点：任何一个机构的组织，其性质自然而且必然取决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即党的实际活动内容决定党的组织形式和性质。
(1)列宁指出在当时情况下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是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党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思想统一还不够，还要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上的统一。而当时俄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真正“病症”，就在于自发运动迅速发展，却没有一个全俄统一的领导组织，即社会民主党。列宁还认为，这个运动正是加给我们这样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
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而要把分散的地方委员会和小组建设成为一个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首先必须把那些能够造就全党统一的骨干力量，即那些完全献身革命、在理论和实际活动方面最有修养、对革命最忠诚、同无产阶级保持密切联系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起来。
(2)列宁批判经济派由于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不理解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意义，因而他们安于手工业方式的革命组织形式——小组。从组织方面说，当时妨害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起来的最大障碍，就是同经济主义的理论有直接联系的手工业方式。列宁指出，手工业方式是一种狭隘和原始的工作方法，它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一个特殊阶段的产物。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一方面使得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容易为反动专制力量所破坏、所捕杀；另一方面，也由于运动的分散性和小组习气的影响，使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党的干部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缺乏锻炼和眼光狭小。
(3)列宁强调了由于革命运动的需要，党必须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状态，俄国的社会民主受到很大限制，而斗争又需要有一个全俄范围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来领导。列宁指出，在职业革命家组织集中领导下，可以按照工作特点和专门化实行分工，又不致因职能的分散而导致运动的分散。列宁说：“专门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10] 他批判了经济派的所谓“广泛民主原则”。列宁指出，在黑暗的
专制制度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11]
列宁还在第五章阐明了如何建立一个革命家组织的实际工作计划，即从创办全俄政治报入手，建立组织发行员网络，通过报刊发行网络来联系各地方组织，进而建成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重点提示
1、“教条主义”、“学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
《工人事业》杂志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
2、伯恩施坦主义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
3、关于俄国经济派
俄国经济派是19世纪末一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拥护经济主义的派别，其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
4、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科学理论对于党的建设极端重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行动指南。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集中阐述了理论对党的意义，提出了两个著名的结论：一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二是只有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
5、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三种斗争形式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只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两种形式，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形式并列的还有理论斗争。列宁认为理论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党人始终走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前列的根本保证。
6、关于“灌输”思想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灌输”思想，他指出，阶级斗争中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地产生，它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创立，并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党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四、原著文本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290～458页。
要求：重点学习阅读第310—330页部分，即：
第一章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中的（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第二章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中（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和（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