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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1905年全俄大罢工时期，写了著名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在这个俄国历史上处于夺权的重要时期，列宁提出了出版物的党性问题，坚持以党性为指导，在思想统一下实现俄国的进步。他提出的党性原则不仅促进了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后续发展，而且对于现今社会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一部分。文中鲜明的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的这段话确定了写作事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出版物是向读者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宣传的有力武器，是冲击错误思潮明确方向的指南针，把握好写作事业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能够推动无产阶级事业的迅速发展。回顾我党领导写作事业的历史进程，我们曾取得很大的成就，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促进了革命根据地以及全国的文艺运动发展，对后来我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写作事业要为人民服务。列宁说写作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国家的未来服务的，点明了写作的无产阶级性质。古时候的民间文学多得是富家公子小姐的爱情故事，很少有为劳苦大众而作的书，只有能够引起万千劳动人民共鸣的书，才能够更好的发动群众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这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写作事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列宁提出“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党的写作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都需要接受党的监督，对于我国的写作事业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正确舆论导向。

党对写作事业的领导必须注意写作事业的特殊性，尊重写作特点。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姿多彩的，写作者生活环境、生活阅历、文化素养、个人兴趣甚至对于理论的接受程度都会有不同，不能被僵硬的套在一种思路里。只有尊重写作者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实现文艺的繁荣。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此次大会特别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学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学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能更加干涉”使中国文艺界经历了数年的沉寂又再次迎来了艺术的春天。

现在的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形势、现实问题都有所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仍值得好好研读，列宁提出的党性原则在现在还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它仍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绽放光芒。